扎牢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制“篱笆墙”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教育部联合部署为期三年的“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活动；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校园暴力刑事案件会同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部门出台《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北京市民政局、首都综治办等单位联合举行“合力监护，相伴成长”专项行动将全市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纳入有效监护范围；女童保护公益组织自2015年至今在全国28个省份相继开课，儿童防性侵教育覆盖儿童超过110万人，覆盖家长超过30万人……

　　行政、司法、社会、学校，乃至每一个普通公民，都自觉地投到这场声势浩大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并肩作战中，折射出当下我国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实现我们的梦想，靠我们这一代，更靠下一代。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已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进步和司法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从确立“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正原则，到构建“全面保护、综合保护”的社会化综合保护体系；从修订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到配套出台《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等规定细则；从少年法庭的孕育发展与改革完善到少年家事审判工作的全面试点，归根结蒂，扎牢法制的“篱笆墙”，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特殊保护的理念贯穿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始终。如花苞，静绽蓓蕾；如新芽，沐风吐绿。基于未成年人特殊的年龄阶段所具备的身心特征，世界各国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都采取了区别于成年人的原则：德国司法制度赋予未成年人“优越社会地位”而运用独特的刑事调解制度；美国推崇“国家亲权”、“儿童最佳利益”原则统领司法工作。在我国，特殊保护的理念不仅体现在用教育矫治和预防再犯的思路处理涉罪未成年人，也体现在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从严惩处。此次最高法公布的六个典型案例就是最好的例证。

　　不断创新的工作机制把好未成年人保护的层层关卡。浙江检察机关在下辖的24个基层检察院试点开展涉罪未成年人人格甄别机制，目前已对107名涉罪未成年人实施甄别，以达到因才施策、精准救助的效果。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尝试少年家事法庭和刑事审判的相互融合，将社会调查、圆桌审判等工作机制和公益性、修复性的理念糅合移植，以实现审判效果的最大化。正是各级法检系统不断地探索开辟新的工作途径以及审慎地反复试点实验工作方式，才使未成年人保护的工作机制不断创新。

　　日益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护航未成年人的花季人生。2016年，《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了最新一次的修订。几乎每隔几年，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最新进展都会以法律的形式被全国人大所确定下来。最高法等机关面对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形势，也会迅速回应，出台相应的指导意见和实施细则。比如面对2016年不断发生的恶性校园暴力事件，最高法等相关部门出台《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确立了政府统一领导、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防治工作体制，对防治中小学生校园欺凌和暴力提供了更加专业、细致、可操作性强的规范。从专门法到实施细则，一整套的法律制度得以确立完善以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城堡。     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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