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安全靠“三讲”——浙江实施农业综合执法二十周年解析

　　浙江自1997年起实施农业综合执法，为规范农资市场秩序、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作出了突出贡献。毋庸置疑，未来综合执法将是大势所趋。那么，做好农业综合执法，需要哪些条件？记者走访浙江多个地方寻找答案。

　　讲情怀

　　现年54岁的东阳市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李敏尧，恐怕是全省所有县市区大队长里，资历最老的队长了。从最初组建科室至今，李敏尧一干就是20年。谈起感受，他感慨万分：“作为经历者、耕耘者、幸福者，体会到许多酸甜苦辣，但收获更多的还是快乐欣慰。”

　　李敏尧说，当好农业执法队员不容易，执法有时意味着“得罪人”，时常因此委屈不断。大队初创时，工作条件艰苦，连个执法车都没有，只能临时租车，一次检查中，受罚的经营户告到县里，称开着出租车乱执法、乱罚款。有时候，一些厂方老板甚至通过关系来捏造事实。所幸，最终都化险为夷。

　　“环境越复杂，执法人员就要走阳光大道，绝对不能搞权力寻租。身正不怕影子斜，就不会被吓倒，更不会被告倒。”李敏尧总结道，除了要立身清白，执法人员还得爱农、懂农。

　　何谓爱农？就是始终要把农民装心里，做到服务在前，让监管相对人懂法、守法、依法经营。何谓懂农？就是学无止境，努力提高自身建设。如今，东阳农业行政执法大队调查取证、执法手段、执法文书越来越成熟规范，已成为全省的标杆。

　　随着农民维权意识的增强，农业执法认知度的提高，农民投诉呈上升和多样化趋势。李敏尧立下规矩：无论何种投诉方式，队员必须认真接待、耐心听讲、细心调查。这几年，光深入田间开展实地调查就有270多起，为农民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00余万元。

　　浙江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群众的肯定和满意是衡量执法工作的主要标准，服务“三农”、服务主体、服务消费者始终是执法的出发点。将服务融入执法和管理之中，来提高执法办案和服务质量，这是浙江农业综合执法20年的最重要经验之一。

　　讲技能

　　当然，要做好农业行政执法，光靠情怀肯定不够。众所周知，农业生产涉及千家万户，链条长、周期长，不同品种和阶段又有各自的质量安全风险点，再加上农资和农产品属于大流通，不管是监管还是证据收集，难度都非常大。而这几年，有关农产品的法规政策频繁更新，质量安全如同一把悬在头上的“利剑”，势必要求执法人员紧密同步，丝毫不能放松。

　　对此，台州市黄岩区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於江晖“有一套”。他所在的大队，2015年获得“全国农业综合执法示范窗口”称号。要拿到这一殊荣，很不简单，要做到很多，比如：必须要有一定的执法成果，近3年无错案，辖区内未出现重大坑农害农事件和较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等等。

　　於江晖告诉记者，为了培养队员的执法技能，每隔两周组织一次集中学习，平时以老带新再结合案例，到实地巡查则是家常便饭，“在内部，我们还有个会商制度，凡是有争议的案件，大家都会拿出来讨论学习。”

　　对外，於江晖的法子就是，一方面，将各种有关质量安全的培训与普法教育相结合，采取“疏堵结合”的手段，从前端抓起；另一方面，协同农业局相关科室，以及公安、工商、质监等部门，建立联合执法常态化机制，编织成一张大网。

　　记者采访发现，在浙江，像黄岩大队的做法早已蔚然成风，各地因地制宜，搭建了丰富多彩的技能培训平台。而在省级层面，每年就至少开展3次百人规模以上执法人员培训班，还专门建立了农业执法办案人才库，每年组织研讨疑难问题，并以纪要形式印发各地参考。

　　最近，为了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从县到市，再到省里，都在逐级举办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技能比武，通过学理论、训技能、练实战，更好地为浙江绿色农业发展保驾护航。

　　讲手段

　　过去有些地方，农业执法靠的是运动式，时紧时松，短时间内动员各类资源，搞得基层疲于应付，看起来声势很大，实际上治标不治本。浙江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认为，查也好，打也罢，归根到底，最后还是要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2010年底，在总结“小农资”整规、推进农资连锁经营等经验的基础上，浙江提出了逐步推行农资监管与服务信息化建设的设想。经过试点、推广、提升，截至目前，全省87个涉农县域的3500余家农资生产经营企业建立了农资信息化系统，农资商品备案数5万余个。

　　利用信息化，固然能找到有效监管手段，但很多基层农资经营者缺乏一定的主动性。50多岁的厉中越在杭州近郊开了家农资店，起初他便是如此心理。2014年，该店被确立为区里首批试点后，厉中越只能赶鸭子上架，不会打字就让女儿手把手教，再慢慢学如何编码等。尽管麻烦些，但几个月后，变化悄然发生。到了年底一盘算，厉中越发现，订单明显上升，关键是多了事前监管，大大减少了标签违法带来的行政处罚。

　　“以前台账用手写，现在电子化后，既省事，又一目了然。”厉中越觉得，政府的背书很关键，许多农民都是冲着品质有保障来的。像厉中越这样的例子，在浙江不胜枚举，时过七年，农资监管信息化已成常态。

　　今年，浙江又创全国之先，明确将25种失信行为纳入“黑名单”，投入品生产经营主体一旦有失信行为，将在浙江处处受限。目前，各地还引入第三方机构，对农资生产经营企业进行信用评级。像泰顺县大队根据违法行为产生的危害程度，创设12分制管理办法，对监管对象分别记分，并设置了惩戒措施，以督促生产经营者提高依法诚信经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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