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村”里一条心——浙江省安吉县余村的治理之道

　　陈毛应 本网记者 蒋文龙 朱海洋

　　余村，浙北安吉县境内原本默默无名的小山村，没有名胜古迹，没有名川大山，没有名人故居，如今却名震全国，因为这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发源地，在生态文明建设大行其道的今天，具有不可磨灭的丰碑意义。

　　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余村调研，真正的主题是“法治浙江”建设。当时，习近平对余村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尤其听到村里介绍通过民主决策关停矿山，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做法后，更是给予了高度评价，于是有了著名的“两山理论”。

　　带着这份鼓励和嘱托，余村在绿色发展上成效卓著，乡村治理同样位居前列。村党支部书记潘文革自豪地报出了一组数据：近年来，无一起刑事案件、无一起群体性事件、无一人越级上访、无一起安全责任事故，历任村干部无一人违纪违规，各类矛盾纠纷的调处率和调解成功率均达到100%。

　　作为一个移民村，余村是名副其实的“百姓村”，全村虽只有280户人家，却有108个姓氏。百个姓，百条心，为何余村能够连成一条心？记者采访余村前后不下十次，为了追寻治村之道的密码，决定再次前往。

　　都说往事如烟，这话放在别的场景里，或许是一种浪漫修辞，但在余村人的心中，那是一段五味杂陈，甚至是令人心痛的过往。

　　余村山多地少，人均耕地才半亩多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温饱，开始靠山吃山，创办水泥厂、石灰窑，一跃成为全县有名的富裕村，集体经济收入最高时接近300万元。

　　30多年前，村里不少小学生在作文中这样写道：水泥厂上空，优雅地飘起了一朵朵白玫瑰……是啊，在他们眼中，那精美的文具、美味的菜肴，都来自这些冉冉升起的白色烟尘，当被歌颂、被赞美。

　　小孩子哪知道开山挖矿带来的巨大伤痛：村里整天粉尘蔽日，衣服往外一晒，很快成了泥衣，就连山上毛竹，也因被粉尘覆盖，连年减产；有人因震耳的开炮声失了聪，甚至还有人被炸出的飞石砸中。

　　“村里明知其害，可又找不到其它门路，那时大家一心只知赚钱，只能硬着头皮上。”鲍新民从1992年当选村主任，对这只“金饭碗”，既爱又恨。

　　2003年，安吉提出生态立县，终于结束梦魇。余村开始陆续关停矿山和水泥厂，集体经济收入一下跌至20多万元，还不够偿付工资，各方压力排山倒海地向村班子袭去。

　　接下去的路该怎么走？经过讨论研究，村里决定转型发展休闲旅游，开办农家乐，组建全县首批旅游景区，并实施新村规划和环境整治。风波过后，余村表面平静，但两年来，对于未来到底前景如何，村民的质疑和诘问从未消停。

　　站在十字路口，这场涅槃重生，可谓举步维艰。转折发生在了2005年的8月15日。当天，习近平同志下村调研，听到村里主动关停复绿矿山的做法后，立即予以肯定：“你们下定决心关掉矿山，这是高明之举！过去我们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句话让当时已是村支书的鲍新民眼前一亮，同时也点醒了全村人。是啊！早年，挖山开矿确实富了口袋，但也让余村满目疮痍，百姓提心吊胆，绝非长久之计。关了矿山，眼前看虽是自断财路，但长远看，却是涅槃重生。而路在何方？绿色发展也！

　　接下来的余村，真的应了“人和，才能村和”的道理。大伙凝聚共识后，汇成一条心，借助美丽乡村建设，山又青了，水又绿了，基础设施越来越好，村民发展的信心越来越大，有的搞起漂流，有的办起农家乐，还有的做起了路边生意，把农产品卖给游客。

　　和谐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在之后的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无论是山塘水库修复、生态河道建设，还是沿线坟墓搬迁、垃圾分类管理、污水截污纳管等各项工程，开展起来都十分顺当，获得了村民的全力配合。如今，村民们都说，绿色发展这条路，咱走对了，未来还要这么走！

　　今天的余村繁花似锦，从过去卖石头，到卖风景，再到卖文化、卖品牌，乡村产业羽翼渐丰，各种业态蓬勃发展。去年，全村参观者和游客达8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471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44688元，顺利通过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验收。

　　值得一提的是，十多年来，面对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形势，余村并没有“大家跑市场、发展忘了党”，而是不断压实党建责任，建强基层组织，培育党员骨干，形成了以农村党组织为核心、以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以群团组织和民间组织为补充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

　　春林山庄业主潘春林，是天荒坪镇农家乐协会的会长，也是余村最早开办农家乐的村民。他告诉记者，为了规范发展，在众人商议的基础上，村里专门制定了农家乐管理条例，像污水处理、明码标价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实现了合理竞争、有序发展。

　　这只是余村众多制度中的一项。目前，余村已形成了民主恳谈、村两委商议、党员审议、村民代表决议和乡贤评议的议事决策传统，探索出一套“自主提事、按需议事、约请参事、民主评事、跟踪监事”的议事机制。

　　村庄发展好了，来客接待任务自然越来越多，怎么管好村里的一本账？村监委主任李辉说，余村在全省较早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审核村财务时，不仅看已有账目，还看账目形成前的相关发票等票据。“党务、村务、财务每月都要公开。别说一顿饭，乱花一块钱都不行。”

　　为了规范村务监督，余村还特地建设了村务公开在线云平台，村民在家通过电视就可以查账，大到项目建设的资金支出凭证，小到购买办公用品的原始票据，想查什么，都可以查到。

　　在法治上，余村更是好典范，早在2004年，就成为了安吉首批民主法治村，还是县里最早聘请法律顾问的行政村。过去，村里的法律问题大多是婚姻关系、邻里纠纷；现在，更多的是旅游纠纷、知识产权保护，说明村民的法律意识大大增强了。

　　国有国法，余村也有自己的“小法”——村规民约。从严禁使用草甘膦，到严禁用电枪、农药、毒药捕鱼，从严禁在水库、山塘等地露营、烧烤，再到带头成为全市首个实施烟花爆竹“双禁”的行政村……这些年，这些村规民约不仅上了墙，关键还落了地，成为全村人的自觉行为。

　　去年，“荣誉等身”的余村又多了两项“国字号”头衔：全国首批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在潘文革看来，这就是对余村多年来坚持依法治村的最好褒奖。

　　在余村采访时，除了绿水青山之外，记者发现了另一番风景：全村百姓根据各自家风，都制定了家规，或以竹匾，或以书法的形式，悬挂在家中醒目位置，提醒每位成员时刻谨守家规家训，弘扬美好家风。

　　“坚持法德同行，以文化人、德润人心，是我们推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手段。 ”潘文革说，近年来，选树道德典型，连续开展和谐家庭、好媳妇等评选活动，以身边人教育村里人，余村形成了学模范、当模范的热潮。

　　65岁的俞庆华，35年如一日照顾患病公婆；还有勤俭持家、尊老爱幼的俞月仙一家，邻里和谐、热心助人的张文学一家，振兴乡土文化的乡贤李熙庭；村原妇女主任王月仙退休后，成了村舞蹈队的队长……这样的故事，在余村可不少。

　　2018年年底，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派出调研组，对安吉县美丽乡村建设成效、乡村振兴推进经验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深入调研。调研组认为，余村的蝶变是安吉发展的缩影，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可以说，安吉，余村，不仅是乡村治理的典型，也是美丽乡村的样板，并正在升级为乡村振兴的先行区。

　　安吉县委书记沈铭权表示，余村走的是一条“由建而美——由美而富——由富而治”的良性发展新路，通过将文明村创建、平安村创建、民主法治村创建等乡村治理的具体内容，内化为美丽乡村的要求，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也成为了推进乡村治理、实现村村和谐的过程，近年来，相继涌现出了高禹村、黄杜村等一批治理有效的典型。

　　同样作为“百姓村”的高禹村，由于临近天子湖工业平台，全村常住外来务工人员就多达6000余人，过去问题不少。2011年后，村里以乡村治理为切入点，建立“服务平台、养老平台、农业平台、文创平台、物业平台”等五个平台，民生服务越来越健全，产业发展由此迈入“加速度”，昔日的“北大荒”一跃成为各方面均衡发展的新标兵。

　　黄杜村村民一年的九成收入，都来自白茶园，家家户户造起了小别墅，开上了小轿车。致富不忘党的恩，去年，村里20名党员致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向贫困地区捐赠白茶苗，为党分忧。如今，1500万株茶苗飞入3省4县的3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一段佳话。

　　双一村、横山坞村、刘家塘村、大溪村……一个个响亮的善治村在安吉境内先后涌现，作为先行者的余村同样不甘示弱，以其实践和探索为蓝本，安吉县率先发布全国首个《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内容涵盖了“支部带村、发展强村、民主管村、依法治村、道德润村、生态美村、平安护村、清廉正村”等八个模块，将“余村经验”推向全县，乃至走向全省、全国。

　　专家认为，乡村虽小乾坤大，余村“治村之道”根本上也是一种生态文明理念，即把乡村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有机的生态系统，重塑和建构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乡村社会关系。从绿色发展到乡村治理，“余村经验”再次获得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到余村、到安吉考察学习的团队越来越多，每天都在上万人次。

　　斗转星移，步入新时代，村民们对余村的赞美也发生着新变化。村民李俊贤创作的村歌歌词中，发自肺腑写道：千年银杏，万顷竹海；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环境优美，民风淳朴；相映荷花，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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