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绘就乡村善治的壮美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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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就乡村善治的壮美图景

——写在全国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之际

本报编辑部

  “正善治,无有不洗,清且平也。”

  “要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

  2500年前古代先贤的善治箴言,与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善治理念,经过岁月的沉淀、拓展与升华,际会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

  乡村是中国的根脉,是国家大厦的基础。乡村治理是否有效,不仅关乎乡村能否实现全面振兴,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一直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一系列顶层设计和部署,直面乡村社会现实,既吸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成果,又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结晶,并结合现代治理手段,具有很大的制度包容性和实践可行性,为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在那个自带微黄滤镜的慢时代,受制于信息和交通的不便,传统乡土社会相对封闭和稳定。人们在“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中过完一天又一天,在四季更迭中度过一年又一年。

  时空转换,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经济社会随之步入高速发展期,仅仅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工业化国家几百年的发展之路。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在二三百年里围绕工业化、城镇化陆续出现的城乡社会问题,也在我国集中出现了。

  在汹涌澎湃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大潮推动下,一方面,两亿多农民工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陆续涌入城市,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问题凸显;另一方面,先进信息技术、现代法治观念和市场契约精神逐步浸润乡村,更深地融入农民生产生活。在工农、城乡关系的调整与重塑中,广大农村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巨变。

  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在大量人口向城镇迁移的同时,城镇居民向城市近郊村和产业发达村流动的“逆城镇化”现象也逐渐增多,农民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不同群体,农民合作社、涉农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组织加快发展。

  农村利益格局深刻调整。随着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投入不断加大,必然涉及城乡居民利益的再次分配调整。而随着农村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增多,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长,农村土地等资产资源不断增值,农村各类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也更为复杂。

  农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利意识等显著增强,不再仅仅满足于增收致富、过上宽裕生活,还要求更多参与公共事务决策,依法主张和维护自身权益。

  农村问题之所以复杂,就在于它是多维度、多面向的,它和农村产业、生态、乡风、生活交织成一个有机整体,糅合着传统农村的情与理,夹杂着现代社会的法和规。在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再也不是原来那个主要靠宗法伦理、道德礼俗、乡规民约等进行调控的“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乡村治理无论在理念、主体、方式,还是范围、重点等方面都需要创新、调整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面临极为紧迫的任务。

  现代化转型期,既是乡村治理的痛点凸显期,同样也是亮点催生期。针对乡村治理面临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之江大地先行先试,涌现了一批好经验好做法,体现出较强的实用性、可操作性和可借鉴性。

  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发源地。多年来,该村创造了零上访、零诉讼、零事故、零刑案、村“两委”干部零违纪的佳绩。可这一切来之不易,10多年坚持不懈探索实践,孕育出支部带村、发展强村、民主管村、依法治村、道德润村、生态美村、平安护村、清廉正村的“余村经验”。党支部书记潘文革讲,如今的余村,不仅在自然生态上是绿水青山,在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上也是绿水青山。

  余村不是孤立的一株盆景,而是浙江省千万个善治村的缩影。总书记当时主政浙江期间,曾在这片大地播下善治种子,如今花开四野,硕果累累,为全国走乡村善治之路提供了示范,引领了方向。

  在象山,推行以“说、议、办、评”为核心内容的“村民说事”制度;在宁海,首创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宁海36条”;在湖州,成立助力乡村善治的“乡贤参事会”;在绍兴,建立发展密切联系群众的多元调解纠纷解决机制;在衢州,有建民情档案、定期沟通民情、为民办事全程服务的“三民工程”;在台州,打造以绿色公约、绿色货币、绿色调解为内容的美丽乡村治理“三绿”模式;在丽水,党员干部积极绘制“民情地图”,立体化服务群众不离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探索适合当地发展实际的治理路径,充分发挥农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想方设法激发群众参与村庄治理的内生动力,不少都取得了良好成效。

  有的聚焦体制创新,优化组织架构。面对人员居住分散、村委会服务半径大、群众利益协调难等问题,湖北省秭归县将行政村适度划分为若干个村落,实现党小组在村落内全覆盖,以村落理事会为自治主体,以“两长八员”为服务骨干,吸引群众有序参与“幸福村落”建设,真正让村民自治落地生根,有效化解了农村社会“神经末梢”管理缺位和失灵问题。

  有的规范决策程序,深化民主协商。为解决村级事务民主决策工作落实不好的问题,天津市宝坻区制定推行了“确定议题、审核批复、民主协商、表决通过、公开公示、组织实施” 的“六步决策法”, 充分尊重和调动了广大党员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村级班子为民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有的打造平台载体,汇聚治理合力。陕西省汉阴县突出抓好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工作,建立以“村党组织为核心、村民代表大会为决策主体、村委会为执行主体、村监委会为监督主体、村级经济组织为支撑、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六位一体”治理平台,创新了基层工作的有效载体。

  有的运用科技手段,推行智慧治理。上海市宝山区运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现代技术,探索建立了智能化治理系统“社区通”,用信息化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方式,让群众需求和服务资源在村庄一线有效对接,有效维护了“走出去”和“留下来”的村民权益。

  我们欣喜地看到,各地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治理理念由过去的“大包大揽”向“协商共治”转变,治理方式由“自上而下”向“上下互动”转变,治理格局由“单打独斗”向“协同推进”转变,乡村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方向迈进。

  乡村治理是最基层的社会治理,同时也是最综合的社会治理,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整体水平还不高,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的地方。这项工作往往因目标难以量化、成效难以考核等原因,在一些地方不被重视,甚至有所忽视。各地要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工作,走乡村善治之路,推动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把乡村振兴的总要求落到实处。

  走乡村善治之路,必须进一步强化村级党组织领导作用。办好农村的事情,关键在党。村级党组织是否坚强有力,往往直接决定着一个村庄的发展好坏。很多村庄发展得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党支部书记选得好,党支部在群众中有威望、有号召力,能够充分发挥把方向、定战略、作决策、聚人心的引领作用。实践证明,建强村党支部班子,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实现农村振兴战略的根本所在。各地改善乡村治理的思路、方法、工作着力点可以突出特色、各有不同,但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发挥村级党组织在村庄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根本要求、共性要求,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偏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选好配强农村党组织书记,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同时,建立和完善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各种经济社会服务组织为补充的农村组织体系,使各类组织各有其位、各司其职。

  走乡村善治之路,必须始终坚持统筹推进“三治融合”。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安排和特点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需要在进一步深化自治、强化法治、实化德治的同时,更注重在“融合”上做文章,共同服务于强化乡村治理的总目标。自治为基,就是要创新村民自治的有效形式,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丰富基层民主协商的实现形式,发挥村民监督的作用,让农民自己“说事、议事、主事”。 法治为本,就是要把政府各项涉农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完善农村法治服务,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让法治成为农民群众“身边的法治”“家常的法治”“管用的法治”。德治为先,就是要厚植乡村治理的道德底蕴,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抵制封建迷信,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此外,还要完善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化解机制,持续推进平安乡村建设,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走乡村善治之路,必须不断创新基层管理体制机制。要以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为优先方向,以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树立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理念,增强农村居民的满意度和获得感。通过健全农村基层服务体系,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移到基层。要尽快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不断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劳动就业、文化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基层延伸,加快在乡镇建立综合便民服务平台和网上办事平台,实行“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让村民在乡镇能方便快捷地获取服务。

  走乡村善治之路,必须加快建立健全完善的保障机制。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任务,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把乡村治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切实担起责任,真抓实干,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建立健全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把工作成效纳入乡村振兴考核体系当中,纳入到市县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当中。要加快培养能够参与和推动乡村治理的人才队伍,聚合激活各类人才资源,增强乡村治理体系的活力。要健全以财政投入为主的稳定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全面落实村干部报酬待遇,保障村级公共服务运行维护等其他必要支出。要鼓励基层大胆实践、勇于创新,根据当地的村情农情、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因地制宜探索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形式。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乡村治理体系是多元化的,乡村善治之路也是多样化的。只要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治理的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勠力同心,大胆实践,不断激活乡村主体的创新力量,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神州处处“桃花源”,那将是一派何其壮美的乡村善治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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