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山药用植物论文

　　从传统意义上说，药用植物资源是指中医在传统上用于防病治病的中药材植物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包含的药材种类范围在不断扩大，现在通常泛指在我国自然资源中存在的一切可用于防病治病的植物种类。

　　药用植物资源知多少

　　辽阔的地域，特殊的地理条件，使我国的地貌和气候带类型复杂多样，气候带从热带跨越到温带，地势西高东低，地貌从东部沿海到西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显三级台阶，地形地貌的复杂多样为世界之最。复杂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我国药用植物资源生物生态系统、物种和种质资源丰富的多样性。

　　因在中药品种中植物药占绝大多数(87%以上)，所以我国许多传统药物学专著多被称为“本草”。历代对药用植物的研究印证了中医药学逐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传说中“神农鞭药”的故事可以被看成是我国劳动人民对药用植物进行引种驯化的开始，建于公元前2800年的“神农”药园被认为是植物园的最早雏形，而公园5世纪司马迁所记载的“独乐园”则是一个以药用植物为主题的种植园。随着时间的渐进，“本草”中对中药资源种类和临床应用有着越来越丰富的记载。东汉时期，我国第一部传统药学经典专著《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魏晋时期的《名医别录》收载药物种类以达730种;唐代的《新修本草》收载药物844种;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多达1892种。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3次大规模的中药资源普查，确定我国中药资源有12807种，其中植物药11146种。这些药材品种根据使用情况分为常用中药、民族药和民间药三类。

　　失衡的药用植物资源

　　尽管我国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药材种类如此丰富,但中药资源却面临着严重危机。可以说，在人类使用药用植物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一直伴生着对药用植物资源的破坏。

　　我国古代有名的“上党人参”，主产于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它的发现和使用均早于东北人参，但由于 ao d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及数代掠夺式采挖，在明代时就已灭绝。

　　历史上商品黄芪以野生品为主，其野生资源分布的历史演变的过程，正是大量采挖造成资源枯竭的结果。据史料记载，我国南北朝时期黄芪主产于甘肃、陕西和西川一带;唐朝时四川黄芪已逐渐减少，主产区萎缩至甘肃、陕西;宋朝时主产区已转移到山西;在明代，黄芪主产区以陕西和山西北部山区为主;到清朝，黄芪除主产于山西北部外已开始大量采挖内蒙古的野生黄芪;民国以后，山西和内蒙古黄芪被大量采挖，资源量减少，因此近几十年来野生黄芪主产区又转移到黑龙江。据有关资料记载，黑龙江省野生黄芪最高年收购量曾达到30～40万公斤，但现在黑龙江省的野生资源也逐渐耗尽，仅在大兴安岭地区尚有少量的野生资源。

　　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生境的过度利用和丧失使中药资源储量大幅下降，部分种类濒临灭绝。如自从在我国境内找到了在传统中药中曾经依靠进口的胡黄连、血竭、阿魏的替代物种后，只经过短短的一、二十年，就使西藏的胡黄连、云南和广西的剑叶龙血树、新疆的新疆阿魏资源几乎耗尽;自从发现紫杉醇具有良好的抗癌活性并被广范应用于临床后，我国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野生紫杉属植物遭到毁灭性破坏，上百年的大树被扒下树皮制成粗提物销往国外。

　　虽然作为某种特定的药材，在野生资源遭到大量破坏后，可以通过人工种植和养殖解决药源问题，但是物种遗传多样性的丧失却是无法弥补的。大众熟知的一些药材就存在野生资源近于灭绝和已经灭绝的情况，如野生人参和当归现在仅在很小的范围内有少量野生个体存在;具有上千年栽培历史的川芎已无野生种;而产于云南和广西的三七从未采到过野生标本，曾经给植物分类学家造成许多困难，直到上世纪70年代经过系统的形态分类、地理分部和化学成分的综合研究之后，其独立种的地位才得以确定。

　　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的数据就已经能够说明，中药资源的危机已经来临。在约1200种常用中药中，甘草、光果甘草、羌活、单叶蔓荆、黄皮树、银柴胡、肉苁蓉、三叶半夏、新疆阿魏、紫草等100多种药材的资源量普遍下降，影响了60多种药材的医疗用药;长叶榧、见血封喉、峨嵋野连、八角莲、凹叶厚朴、杜仲、小钩儿茶、野山参、�\节草等30多种药材因野生资源稀少，已无法提供商品或只能提供少量商品，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在《中国植物红皮书-稀有濒危植物》第一册收载的354种植物中，中药材有168种,其中稀有种38种、渐危种84种、濒危种46种，含常用中药46种，大宗药材19个品种(27个植物种)。

　　虽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对部分木本药材进行大面积人工种植，如：杜仲、黄皮树、厚朴等。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大宗药用植物的人工栽培也有了很大发展，这些努力在满足市场需求上也已见成效，但却远远落后于药用植物野生资源逐年减少的速度，根本不能扭转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日趋枯竭的势态。药用植物资源枯竭的危险日趋临近。

　　大自然的“回报”

　　这些年我们以过于贪婪的方式破坏着大自然，致使药用植物野生资源的日趋枯竭，那么大自然回报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首先很多优质药用植物资源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或者其数量已经远远不能供应药材的需要。中药材有别于西医，其质量的优劣，很难完全基于与生物活性相关的化学成分去判断。而传统中药品种的基源复杂，常包含着化学成分不同的远源物种，同一物种不同产地的药材，其有效成分含量也常有很大差异。因此中药资源是将来科学地评判中药材优劣的物质基础。药用植物物种的灭绝和种内多样性的丧失，使我们在无意识中正在丧失最优质的传统中药材。

　　优质药材资源的枯竭也正是造成中药材安全性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野生资源的枯竭，市场流通的中药，很多已经不是来自野生资源了，而是被区域性药材物种所取代。在这种取代过程中，往往首先是正品被某些近缘种取代，随着近缘种资源的减少，近缘种又被远缘种所取代。而人们目前对对不同物种的特性和差异性并不了解，于是当药用植物的基源已发生改变时，安全性势必难以保障。

　　传统中药材木通，历代本草中记载的正品木通科植物木通现在已很少使用。目前的替代药材主要有关木通、川木通、淮木通和白木通四类。这四类药材来源于3科15种以上植物，其中使用最广的关木通是马兜铃科植物木通马兜铃，其使用历史较短，销售流通始于清朝康熙二十年(1682年)。虽然有关关木通药效与正品木通有差异，二者活性成分不相同，使用关木通可能引起肾功能衰竭的毒副作用早有报导，但市场还是将其选择为药材木通中的主流物种。但是，最终还是在西方国家的使用中引起了肾衰竭，并且从而使中药材使用的安全性了受到广泛的质疑。

　　在中药材五加皮的使用中，也存在与木通相似的情况。历代本草记载五加皮的正品为五加科植物细柱五加的根皮，习惯上同属植物无梗五加、刺五加、糙叶五加、轮叶五加的根皮也作五加皮用，但在上年代世纪七十年代，市场上使用较广者却已是萝摩科植物杠柳的根皮。杠柳根皮原来只在我国北方部分地区可作为五加皮使用，到了九十年代，市场上因为已无来源于五加科植物的五加皮，五加皮商品开始完全来源于杠柳的根皮。杠柳是有毒植物，其化学成分与来源于五加科的五加皮有很大的不同，药效也与五加科的五加皮有异，它的使用是否会引发不良反应没有人知道。

　　在药材市场上，具体有多少药材品种中存在与木通和五加皮类似的情况还无统计资料，但我们从这两个个案中能充分地认识到，由于资源枯竭而产生的中药材基源改变，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因此，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保障中药材使用安全性的根本。

　　资源危机、中药安全性正在威胁着中药的信誉。信誉的丢失，也意味巨大的商业价值的丢失。长期以来，生态学家和环境学家一直致力于通过论述生物资源中潜存的巨大药物应用价值和其它商业应用价值，来证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正确性，可以依然无法阻挡资源的流失。二十世纪后期，当科技的发展可以将生物资源中的潜在价值转变为商业价值展现在人们面前时，我们的中药资源却已经大量减少或消失，伴随物种减少产生的中药的物种问题成为制约我国中药出口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而将阻碍中药的产业化发展，特别是中药的国际化。

　　中药材资源保护现状点评

　　随着全球对野生资源的破坏日益加重，野生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也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关于稀有濒危中药材的保护及研究工作近年来有很多报道。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一部及《中国植物红皮书-稀有濒危植物》第一册中共同收录的34种国家级稀有濒危中药材在中药中的重要地位，分析人们对它们的保护及研究，可以代表我国中药资源保护的现状。从中可以看出，近年来，通过实施具体的保护措施、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保护措施进行评价及提高等手段，使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取得了很多成果。

　　药用植物资源的人工栽培技术是目前研究较多、进展较大的技术。经过近几年的工作，一些物种在技术上已可通过人工种植提供商品。但是同时很多种类中药材的人工栽培时间还很短，而且在栽培的初期往往是就地取材的野生变家种，对种源并未进行优化选择，并且至今通过栽培过程选育出优良品种的种类还不多。未进行栽培技术研究或处于研究初期阶段的主要是一些同一药材品种中的非主流物种和生境特殊的物种，如矮牡丹、短萼黄连、新疆贝母、胡黄连、桃儿七、管花肉苁蓉等。

　　迁地保存是长期以来对稀有濒危植物和其它植物进行保护的首选方式，主要在植物园或其它保护机构中进行。银杏、金钱松、杜仲、厚朴、凹叶厚朴已在很多植物园中都有引种，而且生长好、适应性强;刺五加、桃儿七、土沉香、黄芪、核桃、降香黄檀、巴戟天、黄檗、龙眼、黄连、珊瑚菜基本能适应迁地保护地的自然环境;对天麻、云南黄连、玫瑰、矮牡丹、明党参、紫斑牡丹、地枫皮、平贝母进行迁地保护的机构还不多，并且这些药材还未能适应保护地自然环境;而短萼黄连、人参、肉苁蓉、胡黄连、新疆贝母、蒙古黄芪、伊犁贝母、新疆阿魏、管花肉苁蓉、天山雪莲的迁地保护未见文献报道，虽然它们中的一些种类已有大规模的人工栽培生产，如人参和蒙古黄芪。对稀有濒危药材进行资源贮备性保护的工作还有待加强。

　　人们对生物学认识越深入，就越深刻地意识到，迁地保护很难全面地对保护物种的遗传多样性。迁地保护的植物也难以与野生物种具有一致的特性。和任何保护措施相比，原产地保护才始终是遗传多样性进行有效保持的最佳方法。银杏、金钱松、杜仲、天麻、黄连、厚朴、凹叶厚朴、刺五加、桃儿七、土沉香、玫瑰、黄芪、明党参、紫斑牡丹、短萼黄连、巴戟天、黄檗、人参、矮牡丹、核桃已在自然保护区内得到有针对性的保护，其中一些种类在保护区内得到了重点保护，如西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对银杏、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对人参的保护。然而许多物种因其原产地自然条件的限制，不易建立保护区，或在现有保护区内分布比较分散等原因，在原产地很少或没有得到针对性的保护，如适宜于干旱风大的石山生境的地枫皮，生于沿海地区尤其是海滨沙滩的珊瑚菜，只见于新疆伊宁县白石墩的河岸阶地上的新疆阿魏;分布于戈壁、荒漠的肉苁蓉的寄主梭梭，这些自然条件的限制，使它们的原产地保护很难进行。类似的难以在实施原产地保护的还有云南黄连、降香黄檀、龙眼、珊瑚菜、平贝母、新疆贝母、伊犁贝母、管花肉苁蓉、天山雪莲、胡黄连、蒙古黄芪等。

　　研究药用植物资源濒危过程的致危机制，探究物种濒危过程、资源量的恢复与物种的生物学特性的相互关系，将对制定科学的保护措施，帮助恢复濒危物种的资源量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还十分薄弱，至今仅对刺五加、明党参、矮牡丹和紫斑牡丹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对肉苁蓉、金钱松和黄檗有一些相关的研究。

　　研究中药材种内遗传多样性，不但有助于迁地保护和原产地保护策略的制定和效果评价，而且是中药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在稀有濒危中药材中，进行过多样性研究的种类有银杏、杜仲、明党参、人参、肉苁蓉、管花肉苁蓉、刺五加、核桃、矮牡丹、紫斑牡丹、黄连、厚朴、凹叶厚朴、蒙古黄芪、膜夹黄芪、降香黄檀、黄檗、珊瑚菜、桃儿七、天麻等 20种。进行过种内多样性研究的稀有濒危中药材虽然不多，也不够深入，但已充分证实了遗传多样性的存在。因此，无论是在迁地保护、原产地保护或是栽培生产中，都应该重视这一现象，在保护中应尽量全面地对多样性进行保护，在栽培生产中应选用优质和适宜的种质。

　　总体而言，近年来稀有濒危常用中药材的保护工作主要集中于人工栽培技术的研究，但在种源的选择上随意性强，对优良种质的发掘和利用不够;迁地保护工作还有待加强，还有29.4%的物种未进行迁地保护，同时还有部分物种的保护效果不佳;原产地保护工作最为薄弱，有41.2%的物种未得到有针对性的保护，同时不能保证已进行原产地保护物种是否具有代表性;对稀有濒危中药材致危机制的研究十分薄弱;种内遗传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尚未受到重视，还无法对迁地保护和原产地保护进行指导和评价。环境和资源还在进一步被破坏，保护的力量还不能与破坏的力量抗衡，我们还可能继续丢失大量的遗传资源，甚至失去最优良的遗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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