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沿海农业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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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浙地区:底蕴丰厚、成效显著 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江苏和浙江,是我国的鱼米之乡,有蚕桑之利,又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在晚清兴办新式农务学堂的时候,这里诞生了当时全国最好的农务学堂———杭州蚕学馆。早在1897年,全国尚未废科举、兴新学,杭州太守林启就呈文请求筹款创设新式的养蚕学堂。林启的文章中说:世界蚕桑业当中,“日本进步最猛,由其采取外国养蚕成法。三十年前,法国蚕子病瘟,蚕种将绝,因创设蚕学堂,用六百倍显微镜考验种种蚕瘟,并请求养蚕各法。日人一一仿行,遂以夺我中国蚕利。西人考中国蚕子,亦有瘟病……西人养蚕之法至备。即配种一节,亦有神效。西国格致家言,凡物一雌一雄,取其两地相隔最远者,为之配合,其生最旺”(1)。可见,当时的林启已经较为清楚地了解西方的近代蚕学技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蚕丝的生产、出口不景气,微粒子病影响生产是重要原因。对此,林启建议“购小号显微镜三种,又四向采访,觅得《日本蚕书》并康发达(晚清供职于宁波海关的英国人———笔者注)一书,广为印证。信其确有成效。 今浙中均之考法养蚕,已为尽善。……此事(养蚕法)为西法之最易效者,于浙尤为易效……近日江西大兴蚕桑,无暇讨论养蚕新法,正赖吾浙首为之倡”(2)。林启所呈报告当年即获批准。筹办之事,政府责成林启来承担。林启接到任务后,先设立章程,以便日后管理有章可循。该章程内容除应有的开办原则和教师聘用原则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强调推广的重要性,要求蚕学馆培养训练学生,而学生则要尽快把技术传播出去,交到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手中。“学堂以省垣为主,学生学成后,即分带仪器,派往各县,并嘉湖各府,劝立养蚕公会,以为推广”(3)。为了尽快将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创用的检测微粒子病的方法推广开来,他建议“广购600倍显微镜,酌量经费,愈多愈好,并购一切仪器,及考验各药水”(4)。关于教材的选用,则要“先行翻译《日本蚕书图说》,成书后要广印传播”(5)。为了掌握室温,应推广使用温度计。蚕室温度要“以寒暑表为准,日本此表,价值不过百文,当由局采买。听民间零星来购”(6)。为了隔绝微粒子病,必须让蚕农使用检验合格的蚕种来养蚕,“颁给谕帖,准学生造卖蚕子纸,并禁妄造蚕子纸”(7)。 蚕学馆在筹办的时候,就明确了引进巴斯德创用的显微镜检测蚕种以解决蚕病问题的这一既定目标,以收到最佳效果。的确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杭州蚕学馆先聘用了在国外学过显微镜检测蚕病技术的中国教习江生金,又聘日本教习轰木长,“杭州拟创蚕学堂,目下规模略定,现聘请宁波江君生金为教习。江君曾学看蚕病法于巴斯陡,又曾遍历法、意、日本,凡察种、饲育、缫丝各术,皆极精究。刻已应聘至杭,明春即开学矣”(8),“杭州蚕学馆,已于上月13日开学,学生三十人。备取学生三十人,额外二十人,留学日本者二人。日本蚕师名轰木长,为其国功城县农学校讲业管主云”(9)。江生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在海外学习近代化蚕桑技术的“海归”。他主持了蚕学馆最初的教学与试验工作,“杭州蚕学馆,开办以来,试养春蚕,为江君生金主任,昨该馆将饲育成绩寄示”(10)。试养之后,检查结果显示,“馆中所饲育之种,为意大利、法兰西、日本、中国之新昌、奉化、余杭等处,各种皆佳,惟余杭种含微粒子毒最多”(11)。蚕茧比较的结果为:“各处之茧,中国种以新昌、奉化为最,余杭次之,日本种以银白、小石丸、改良又昔为最。松白、黄金生锦室次之。意法种茧大而厚,过于日中之种”(12)。师生们查出了蚕病发生规律,找到了良种,而且,还尝试了最初的推广工作,“馆中选佳茧制种,计春蚕种千余纸,民间预来订购者,已五百余纸”(13)。 此后不久,日本教习轰木长接替了江生金,任杭州蚕学馆教习。轰木长带领学生养过春蚕、夏蚕,学习完毕。“由教习轰木君考较分数,……核定等第名次,分别奖励”(14)。考核结果和奖励标准是:“计一等十三名:祝鼎、吕汝本、陈拜赓、丁祖训、宣布泽、王寿杓、俞鸿荃、顾本仁、骆缵郊、陈瀚、沈鸿逵、傅调梅、陆宝泰。第一名奖银三十元,第二三名各奖银二十元。第四至八名,各奖银八元,第九至十三名,各奖银六元。二等十一名,各奖银三元,三等以下无奖”(15)。蚕学馆送往日本留学的学生嵇侃的学业也很顺利,“至日本游学之学生嵇侃,已在儿玉町兢进社卒课,八月间改入东京西原蚕业讲习所,再习一年。嵇君在兢进社,甚攻苦,天雨采桑,跣足行十余里。迪臣太守闻之,甚欣慰,寄银四十元,以励”(16)。这样的成绩,就初创阶段而言,实属顺利。该馆的运作一开始就较为规范,从筹建到拟定教学大纲与招生,均做得有条不紊,显示出筹办人的管理能力和良好的专业素养。后来,杭州蚕学馆又增聘一位日本教习,“杭州蚕学馆开办以后,成绩颇著,现因学生功课日增,故添聘日本前岛次郎君为副教习,由杭州日本领事官,代为聘请云”(17)。蚕学馆开办两年,已见成效,“杭州蚕学馆创办以来,至今二年,生徒四十余人,学业进步甚速,诸生中尤以祝鼎、骆缵郊、宣布泽等十余人为最。今年春蚕饲育,成绩甚优,框制种八万区,以供给浙江养蚕各处之购求。 馆中去年所制种纸,民间购买饲养者,较民间自制之种,收茧较丰”(18)。这一年馆中所饲各种名目的品种有:中国种、新昌长圆二种(右两种从来不别,于昨年学堂试验,教习轰木氏,以茧之形容,分为二种)、无锡桂圆、诸暨桂圆、龙角种(该种学堂旧教师江生金自携来者,不知产于何处)、鄞种、余杭夏种、余杭五化蚕、中絮团。日本种有:农商务省的“青熟”、农商务省的“赤熟”、轰木的“青熟”、兢进社的“白玉”、“青熟”、大阪农学的“小石丸”、农商务省的“角又”、“信州夏蚕”、“玉稀”,另有法国一种、意国一种(19)。蚕学馆开办三年,正逢浙江省闹蚕灾。蚕学馆使用显微镜查验蚕种,显示了优势,“今年浙省蚕事甚劣,岁十之四五尔。而蚕学馆所制种,则大率十得八九。是其证也。馆中所制种,除售之本省外,若江苏、安徽、江西、福建,亦争购求。恒苦不给焉”(20)。蚕学馆的蚕种传到外省,靠的是“本馆造种,系仿东西洋分方造法,以一蛾为一区,用显微镜考验有病与否,病即割去。故所存活者,俱精良无病之卵”(21)。杭州蚕学馆的学生毕业后,被派往各地充当教习,成了国内最早的近代化蚕桑技术的推广者,“光绪庚子,杭州蚕学馆诸生即卒业,得文凭者十有六人。 中丞阳湖郓公,谋有以推广之。爰饬杭嘉湖宁绍五府,创设养蚕会,而令卒业诸生充教习。派往海宁者一人,曰陈之藩,余杭者一人,曰朱敏,嘉兴者三人,曰缵郊、曰吕汝本、曰黄燮,湖州者四人,曰宣布泽、曰陈翰、曰陆宝泰、曰郭廷辉,宁波者二人,曰周式谷、曰沈鸿逵,绍兴者三人,曰陈拜赓、曰俞鸿荃、曰吴锡璋。复遴其尤者二人,曰丁祖训,曰傅调梅,留蚕学馆为帮教习”(22)。该校从第一届毕业生起,至辛亥革命前夕,共有11届毕业生163人。1900年林启去世、浙江巡抚更换他人,蚕学馆几度面临危机,但是终于挺了下来。1912年,它办成了“浙江公立蚕桑学校”,后为蚕桑学院(23)。浙江蚕学馆从一开办,就是一个新式学堂。它是新式实业教育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在当时的中国居风气之先。它的毕业生源源输送到中国的许多省份充当教习,对那里的西方近代蚕桑科技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在蚕学馆开始创办及后来的几年里,江浙及上海又陆陆续续兴办了其他一些新式农务学堂。如:光绪27年(1901),在江宁创立江南农桑学校。学生分正科和别科二种。正科课程限定二年,别科课程限定四个月。正科招生30名,别科十名(24)。 两江总督敦促宝山县开办农务学堂:“欲明农理,非速设学堂不可。查前据该令禀宝山拟办农务学堂,并声明小沙背等处官地,可以拨归学堂开垦试种。该邑密迩上海,最易观摩,本大臣现拟将此项学堂,拓为江南农务学堂,延聘农务、化学、动植物学洋人,分门教习,酌设员司,招考学生,讲求土质、种植、浇溉、粪壅、杀虫及畜牧诸法,岁需经费若干。……再学堂既设,所有考求新理新法有益于民间者,必籍有农报传播,广开风气,庶几收效尤宏。前据上海《农会报》绅董罗振玉等,禀请拨地筹款,兴建学堂。本大臣本拟由官督率,拓为江南农学总会,亦经奏明在案现即设堂宝山,自应归并办理。俾农报与学堂,相辅而行。仍由该绅等专办报务,以符原案,该令并即会商合议,汇案禀复,……速议核办……毋稍违延,切切”(25)。浙江金匮县令亲自办理设学堂之事:“叶缦君大令意深莅任金匮,励精求治,而尤以农田蚕桑为先务。现创造养蚕学堂,聘定日本蚕师,充教习之任,闻并拟筹款为农工学堂云”(26)。 盐城县劝农局也准备传统与近代并重,“一曰改良本有之农业,二曰移植未有之农业”(27),“招农家子弟之年幼质敏、粗通文字者数人为学生”(28),向他们传授农业方面的技能。“局中购备《农政全书》、,《授时通考》、《农学报》、动植物学教科书之类,试种之暇,由农师分类采择,编成课本与学生讲解”(29),“每一植物分为数区,一区用本地旧法,余则采取书中新法,一一试验,成熟之后,簿而记之,择其善者,传授农人”(30),而且,这种教育是免费的,“学生不收束修,不留宿膳,辰集申散,近者归家午膳,远者自携食物一器为餐,若远在数十里以外者,则酌收房饭金,居留局中”(31)。在上海和江、浙一带,有些实力雄厚的公司或企业,搞私立农业学校,或在私立学校中设立农科专业。如,上海渔业公司办水产学校,请求将吴凇海军衙门,拨归公司,为建设总公司之地,“而水产学校、商船学校以及蓄鱼池、晒鱼场、渔具陈列所等部,皆设于附近”(32)。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而著称的大实业家张謇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力,一方面致力于农村教育,另一方面为农垦植棉事业培养技术人才。1902年他私人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后又改为甲、乙两种农校。不久,乙种农校停办,专办甲种农校,教学内容以农艺、园艺、畜牧等专业知识,尤以盐垦、植棉之推广及改良为中心课题。该校在引进和培养良种棉和培养人才方面均列全国前茅。1919年,甲种农校发展为南通大学农学院(33)。当时的江浙地区,集富裕、开放和文化底蕴丰厚于一身。该地又是中国历史悠久的蚕业生产中心。所以,这里在发展新式农业教育时做得出色,而且以蚕学馆为最佳。 二、两广及福建地区:借口岸光、务经济实 两广和福建是农业与蚕桑业发达的地方,而且都因侨乡和口岸的原因,容易接触和接受国外先进的东西。广东在机械缫丝方面全国领先,农业教育也不落后。广东鉴于国内外蚕业形势,于光绪30年开始筹办“两广蚕业学堂”,“拟于广东省城,设两广蚕业学堂一所,以开通两省蚕业,讲求改良饲蚕制种之学理与实际为宗旨,分为高等、简易两科。高等科以二年卒业,简易科分为二科,一本科以一年卒业,一别科以六月卒业。各科学生,均拟先尽业蚕之户选充”(34)。该学堂的试验场设在东门外钱局后面。学堂规定,让养蚕户子弟优先入学,为的是最有效地利用这有限的近代化农业教育资源。另有地方绅士发起创办蚕桑义学,专教蚕农以新的养蚕方法。有关人士吸收了西方养蚕技术后,集传统蚕桑技术的精华,外加西方蚕桑技术,编出了《岭南蚕桑要则》一书,用来传授新法养蚕。蚕农们在这类学堂中,看重的是学到技术,而不是拿到学历。另有人也很乐意学习和传授其他近代化农业科技知识,办起农事讲习所。他们根据晚清传入的近代农业科技的内容,编写出一系列适合中国人使用的课本,辑在一起,成一部丛书———《农荟》。此时,编者对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内容,已不仅仅是简单“拿来”。 广西虽比较偏僻,但也在行动,“亦欲于梧州境内创一农务社。联我同志,相与筹水旱、别籽种、备器具、辟农场,以求实事。购农报以广见闻,备农书以资考究。……此社拟设于梧城,是为总社,各县各乡,由社友就近另设分社,均与总社相联络、相翊助,共同办理”(35)。光绪25年,福建办了蚕桑公学,在管理上远比北方地区的农务学堂要宽松、务实,“本学经费,由同志筹垫,理事诸人,不受薪水,试办一年,俟有成效,再筹推广之事”(36)。“学友不给薪水,亦不出束修,原为学业起见,彼此皆非为利。本学既不定尊卑之分,亦不拘师生之礼,如有违犯等事,不加责罚,即行令其告退”(37)。学习的内容包括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创用的显微镜检验蚕病的方法,“学中饲蚕之外,兼习制子。惟用镜较难,须目力、性情相近者,方可学习。由理事选择学友,细心教导”(38)。对学生的要求既重知识,又重实践,“年终将学友平日之勤惰、学业之精否,公同考较,分别等第,给予毕业凭据,优者即未及一年,亦可得凭据。次者不给凭据,愿续学者听”(39)。“本学若能推广,或设大厂,或设分局,毕业学友,可以充教习及理事之任”(40)。福建人远学外国,近学江浙,在蚕桑技术的教学上进步很快,“福州魏君季子等,创蚕学公会于省城,推郑君仲甫为教习。郑君学问渊博,学蚕务于法国范伯理挨学堂,今年以新法饲育春蚕,成绩甚优,列表如左。……法国蚕种,由法国蚕桑学堂寄来。 杭州、东京两种,由杭州蚕学馆寄来。曾经考验,病蚕较少”(41)。“本学联合同志,试办蚕事,用法国巴斯陡法以选种,用喝茫法以饲蚕,参江浙之旧章,考福州之土宜,成效渐著”(42)。两广与福建在兴办农务学堂与引进和传播西方近代农业科技时,思路和做法与北方地区颇有差异。北方的农务学堂,如直隶农务学堂等,虽然传授的是西方近代农学,但是在学历上还要搞举人、贡生等旧式的“出身”。而两广与福建的同类学堂已不在乎什么功名,人们务的是学习西方近代农业科技、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之实。这是因为,两广与福建蚕丝销售渠道畅通,自家经营蚕桑的人很多。蚕户学到实实在在的西方近代农学知识与技能,改善生产经营,多产好丝就可致富,而功名对他们来说已不重要。由于地处口岸,对外联系方便,两广与福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国外最先进的农业技术。那里的有关人员还可以利用当时现有的海外关系,直接获取资料与技术。这样的地缘优势,北方地区难以与之相比。 结语 中国地方大,地理条件、经济文化基础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这会对农务学堂的兴办产生影响。如果把条件归为天、地、人的话,“天”指天时,当时的清政府正在提倡兴办近代化农业教育。全国的“天时”是一样的。地与人的因素因差别巨大而显示出其影响力。此处所言之“地”,指的是地理位置和土地等相关资源。江浙与两广及福建地区,均地处口岸。而且,由于华侨众多等原因,这些地方在全国来说开风气较早,民众也比较了解有关外国的情况,思想上容易接受国外先进的文化与科学技术。加之这些地方的市场经济比华北和中原一带发达,冲淡了官本位思想。所以江浙、两广和福建人在兴办农务学堂时,态度是务实的。他们更注意的是让受培训的人得到知识技能之实,而不是学历与功名之名。这种务实的态度,是这些地方办好各级各类农务学堂的有利条件。此处所言之“人”,指的是领导者、办事者、受教育者的见识与文化底蕴。领导者的见识起很关键的作用。杭州太守林启深刻懂得推广与传播近代化农业科技的重要性。他亲抓办学之事,办出了当时全国最好的蚕学馆。为兴办农务学堂而具体办事和操劳的人员中,有中国知识分子和外国教习。林启创办杭州蚕学馆一开始就比较顺利,原因之一就是较好地发挥了这些人的作用。 至于农务学堂中的受教育者,他们的文化基础决定了教学效果。杭州蚕学馆刚刚开办两三年,就培养出了一批优秀学生,有两位留校做了教习,其他人去了省内外各地传授新的蚕学技术。而山东兖州蚕业学堂,一学期后考察,“可留者仅十余人”(43)。其中的差距正是来自造就人的基础教育。晚清东南沿海地区兴办的农务学堂中,成效最好的是蚕桑学堂。究其原因有二:第一,现实的需求。东南沿海地区是中国蚕桑业的中心,有生产外销蚕丝及织物的传统和基础。至晚清,由于法国、日本等国家近代化蚕桑技术的发展,其产销压倒了中国丝。中国丝绸这一传统的拳头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痛失利权。挽救困境中的蚕丝业,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当务之急,需要掌握相关技术的人才。第二,办学条件与成本。晚清时期,西方近代化农业科技与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相比,最显著的优势在于农机与化肥方面。就蚕桑科技而言,当时发达国家的优势在于机械化缫丝和显微镜检测蚕病。与机械和化肥相比,显微镜检测蚕病的技术在学习和推广中只需要显微镜和试剂,成本低而收效大。在近代化农业教育的初创阶段,以显微镜检测蚕病为主要教学内容的蚕桑学堂在东南沿海地区兴办最为成功,也是符合供需与价值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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