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概论论文

　　摘要：清代日益增长的人地矛盾，迫使小农不得不在土地之外另寻出路：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农副产品加工业、近海渔业等为依托，在土地之外另创收入。基于此，主要研考山东清代棉纺织业、桑蚕业、编织业、近海渔业等农业多种经营发展情况，进而剖析其借鉴意义。

　　关键词：农业发展概论论文

　　从明代中叶到清末，三百余年间山东耕地面积增加了一倍，而人口则翻了两番还要多。特别是到了乾隆时期，人口数量大幅增长，人均土地从明代的5133.33m2降至仅2000m2。虽然农作物二年三熟制的发展成熟和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提高了土地的经济收益，但人均耕地产出量不断下降。日益突出的人地矛盾迫使一些农户为了生计不得不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在土地之外另寻出路。清代小农增加家庭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农副产品加工业、近海渔业等为依托，在土地之外创造价值。

　　一、棉纺织业的发展

　　明朝时期，山东主要以输出棉花为主，纺织业并不是很发达。随着纺织技术的改进，这一局面逐渐改观。到清代，山东棉花输出市场的地位逐渐消失，一些棉花产量较少的县纷纷从外地采购棉花用于纺织业。山东省肥城县棉花种植规模较少，“境内纺织行业者，于高唐、临清等地购入棉痳”，年采购棉麻费用超过两万两白银。东平州也是“棉花贩于临清、高唐等州县，年购入十数万斤。”登州府位于山东半岛最东部，本地棉花产量极少，大多数纺织原材料都需要从南方地区采购。家庭式纺织业态较普遍，产品除了自己使用外，还有剩余部分用于出售。清代中叶，山东棉纺织业已十分发达，有超过60多个的州县涉及棉纺织生产，每家每户的纺织产品不仅可以满足自需，还有盈余用来出售。许檀通过分析发现，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这段时间里，山东土布生产进入到了鼎盛时期，每年对外销售量达到300万~500万匹，销售市场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北等地区。“华北、西北棉纺织部主要来自山东、直隶、河南三地，江南棉布市场占有率极低;除此之外，山东、直隶、江南等地的棉花也垄断了东北市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竞争、分割的棉花市场格局。”

　　二、桑蚕业的发展

　　在清代，山东的桑蚕业十分发达。蚕分家蚕、山蚕两种。清初历代当权者都十分重视发展桑蚕养殖业，这极大地促进了家蚕业的发展。济南府桑树种植规模较大，桑树品种十分繁多，有“荆桑、鲁桑、花桑、拓桑”等多个类别，许多家庭以养蚕为生。山蚕，山东自古有之，明末清初开始由野生发展为大规模人工放养。据乾隆年间张崧《山蚕谱序》记载，“山蚕盖自古有之，特前此未知饲养之法，任其自育于林谷之中，故多收则以为瑞。宋元以来其利渐兴，积至于今人事益修，利赖日广。立场畜蛾之方，纺缚织衽之具踵事而增，工埒桑麻矣”。与家蚕饲养需人工时时看护、费时费工相比，山蚕饲养方式较简单，无需投入太多人工和技术，只要将山蚕投放在桑树上，等其作茧后即可收获。除民间自行传播外，山东地方官也加意提倡山蚕养殖。乾隆24年(公元1759年)山东巡抚阿尔泰下令济南、泰安、兖州府属各州县地方官购买勃罗树(即槲树)种，“发给百姓种植”以发展山蚕养殖。山东半岛莱州府宁海州种柞养蚕，也是乾隆年间知州李湖所倡导，邑民“世受其利”，故立生祠以祀之。因此入清以来山蚕业发展很快。“山茧之用，虽自汉至明，谓之祥瑞，终未能倡行，降及清初，文明日启，齐东一带，乡人间有以此制线代布者，自此以后，渐多效尤。”清朝初年，安邱的山蚕业极为兴盛。“安邱石门村，多生棚树林，土人谓之野蚕厂，按野蚕成茧，昔人谓之上瑞，乃今东齐山谷在在有之，与家蚕等”。随着桑蚕养殖业不断发展，桑蚕丝织业也日益繁荣。沂州府、登州府和莱州府都形成了较大的茧绸生产规模，登莱地区茧绸销售也颇具规模，民间频有“白手起家上巨万者”的个例。济南府长山、淄川等地茧绸纺织原料都从外地采购而来，长山县也有“俗善织山茧”，“茧非本邑所出，而业之者颇多，男妇皆能为之”的记载。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纺织品在海外流传越来越广，西方市场需求量日益增长。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鲁绸开始流行起来，全年贸易额达到四五十万金;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鲁绸产业达到了巅峰，品种繁多、技术更加精湛。另外，山东生丝市场需求也在稳步增长，出口额大幅增长。以烟台为例，18世纪70年代生丝出口超过千担，到1884年，全国蚕丝出口量是突破1万担。18世纪90年代，丝和丝织品成为烟台第一大出口产品。1911年，烟台地区丝出口量达到27409担，茧绸的出口量达到5876担。

　　三、编织业的发展

　　在清代，山东草编业十分活跃，当时各家各户都流行麦编副业。乾隆的《曹州府志》有这样记载：观城地区“男女老幼皆以麦茎制辫为业，纺织销声匿迹”。道光年间，胶州出产的麦编草帽远销海外。除了麦编之外，山东地区还采用其他原材料作为编制原料，例如蒲草、芦苇、高粱、秸皮等。烟台对外通商后，麦编产品出口量快速增长。据统计，1863年烟台出口的草帽鞭为307担，1866年增长到1450担，之后继续保持增长势头。1874年，海关对草帽辫出口量快速飙升给予了重点关注：“草帽辫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的草帽辫吸引了大量国外消费者，其中欧美市场需求最大。这种产品需求还在保持逐年增长，并成为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

　　四、近海渔业的发展

　　山东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产丰富，渔业发达。山东近海网捕业十分发达。登州府渔户，“其有力者于立春在近海设重网，长至数十百丈，……。一网辄获万亿，入夏乃止”“少有者聚资购入小船捕捞鱼虾，或在河海之交，或远达深海，少则日获数十斤，多则一网数百斤……毕生业此，致富者亦往往有也”。又如青州府沿海区域，一网“可捕获各类鱼虾数万斤，陈列如山丘，贩夫聚集，发至竟日方尽”。清代山东渔业发达程度虽然不能准确衡量，但是从晚清山东烟台海产品出口数据可以侧面了解到许多信息。清代山东出口的水产品主要以干货、腌制品为主。1863年烟台出口干鱼干虾2922担，之后出口量不断攀升，增长迅速，1887年海产品出口量达到13248担，1903年达到52938担，17年间出口量增长3倍。除了上面几种农副产品之外，还有大宗的流通商品例如茶叶、盐业等，一些比较小众化的农副产品，例如家庭作坊生产的豆腐、木炭等;以小商户为主体流通的水果、烟草、青菜等。另外，这类商品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劳动力需求，分布在茶厂、窑厂、砖厂以及油坊等生产部门。

　　五、借鉴意义

　　清代日益突出的人地矛盾迫使一些农户为了生计不得不从事非农生产活动，促成农业多种经营的发展。这种因劳动力与劳动对象力量对比改变促使的产业转型升级，生产结构调整与经济布局优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永恒课题。如何因势利导，把握发展机遇，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经济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各级政府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清代山东非农产业的发展是小农经济产业优化升级的产物，发达的家庭生产经营活动是以生存、致富为主要目的的商品性生产行为。它充分发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利用非土地要素从事生产活动，为维护农民生计、促进经济繁荣做出了较大贡献。发展多种经营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清代济南府“贫者任犁锄，间亦负贩自给。妇女针管之处，专务纺织，一切公赋及终岁经费，多取办于棉布”。为了生计不得不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农户，也有不少人就此找到了新的致富道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包产到户之后，为增加家庭收入曾经掀起开展农业多种经营的热潮。那时间涌现出的农民“万元户”大多都是从事农业多种经营，有的人不断做强做大，成为后来的农民企业家。多种经营促进地区经济繁荣。清代山东多州县的副业发展程度甚至超过了农业，成为本地支柱性产业。根据《齐东县志》的记载，本地“土地贫乏，产出免强糊口，而赋摇、婚丧之费无所籍，惟恃纺花织布。男女老幼昼夜劳作，自农工之外只此一事。外地商户携重金前来采购，而士民赖以活”。海阳渔民以万计，“终身以捕鱼养鱼为生计”;蓬莱县“沿海斥卤，不宜耕种，以渔业为生”。而山东近年来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经济，挖掘当地资源，多主体、多形式发展农村多种经营，培育出如“日照绿茶”“金乡大蒜”“周村烧饼”等众多知名品牌，很多成为当地的支柱性产业。

　　作者：高涵 单位：山东省农业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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